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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根據並且背誦馬列、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論述。一講起理論來，他頭頭是道，某些馬列、毛澤東的原話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長局長們講不過他了，便說，你說得對，你寫得對，但你心裡反黨！

後來，看他還是不服，辯論時發言的人就不叫他說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個右派分子地說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說，隨便你們說，嘴是扁的，舌頭是圓的，你們隨便說吧。

批鬥持續了三四個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傷害，已經招架不住了，沒有精力反駁和辯論了，每次開會就一言不發。他在心裡說，你們說吧，你們想把我說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們就是把我說成右派又能怎麼樣？這是意識形態問題，毛主席講了，意識形態的問題，要用意識形態的辦法去解決。你們還能違反毛主席的教導嗎？

儘管他的心裡是這樣想的，可是進入1958年的1月之後，他感覺到形勢更加嚴峻了，批鬥會升級了：連著開了兩次全縣鄉以上的幹部和文教系統職工參加的批鬥會，就是在陸為公題了字的寶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會結束後的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情況嚴重了，這幾天的大字報都是給我定性的，要求縣委把我定為右派。有的大字報說我是反革命分子。看來要處理右派了——這是領導上的意圖。沒有領導的意圖，不會有人寫這樣的大字報的。我得有思想準備。

祁鑰泉有個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結婚的，那年他二十二歲。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來到金塔縣的天津市姑娘，這年二十歲，漂亮，能幹，賢惠。妻子是金塔縣城關鎮政府的秘書。他們的孩子一歲了。由於夫妻上班，沒人照顧孩子，他們請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問他，怎麼做準備？

他回答，看這樣子，我真要定為右派了。右派是敵我矛盾，處理會很嚴重的——可能當不成幹部了——我想了，為了你和孩子不受連累，我們離婚吧。

妻子激烈地說他，你怎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會怎麼處理你！下放當農民？判刑勞改？勞改咱們就一起勞改去！種地咱們就一起種地去！

事情的發展還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寶水堂。他以為又要開批鬥會，不料會議主持人是縣委的一位姓趙的副書記，他說，下邊由公安局副局長趙正方宣佈逮捕令。

趙正方是農民中提拔起來的幹部，土改時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當過村長，當過雙城鄉的公安特派員，在省公安學校學習半年回來後升為公安局副局長。公安局沒有正局長，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嚴地一個一個叫名字。每叫一個名字，就喊一聲出來，往前走！那個右派就往前走兩步。接著趙正方宣佈逮捕令，再喊一聲捆起來，就由兩個公安中隊的戰士五花大綁捆起來。後來趙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鑰泉站出來！

從第一個右派被捆起來，祁鑰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來的，所以他不等趙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邊去了，而且走到離主席臺只有兩步的地方。趙正方讀完逮捕令喊了一聲捆起來，兩個公安戰士拿麻繩走了過來，伸手要抓祁鑰泉的胳膊，但祁鑰泉大喊了一聲：後站！

那兩個戰士驚了一下，站住。祁鑰泉大聲說，趙書記，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今天你們逮捕我，我要問一句，我犯什麼法了？

趙書記說，你還沒有犯法嗎？

共產黨叫提意見，我提意見了，提意見犯法嗎？那縣黨委號召我們提意見犯法不犯法？

趙書記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無回答這種問題的思想準備，又缺乏靈活應對的智慧。

會場沉寂了約一分鐘之久，有幾個積極分子喊捆起來，捆起來，太囂張了！

那兩個戰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綁捆了起來。他沒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開這兩個戰士，但那是無意義的，會有四個八個戰士來捆他的。但是，他不斷地喊，提意見犯法嗎？提意見犯法嗎？

趙正方繼續宣佈逮捕令。這天總共逮捕了二十六個右派。全抓起來之後就把他們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從捆起來到走進拘留所的監室，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警察解開繩子，他的胳膊就已經僵硬，骨頭、肩胛縫都痛。手和胳膊都腫起來了。但他沒有呻吟，沒有喊叫。他讀過長篇小說《牛虻》，很喜歡主人公亞瑟的堅強。這時他在心裡說，我就是亞瑟。

監室裡有個犯人很有經驗，說尿能消腫，叫他把手杵在尿桶裡。他很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