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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為有二十多年抽菸歷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臨更加嚴酷的香港禁菸環境。但他不僅誓言寧可多回內地工作也不會戒菸，而且還在自己的報刊專欄中一再強調“人也有抽菸的自由”，更反控香港社會沒有理性討論禁菸政策，而是把吸菸者單純地“妖魔化”。他的文章又引來一批讀者的反彈，指斥他“教壞人”，真是好不熱鬧。根據香港最新的禁菸律，自元旦開始，全港一千二百多個公眾娛樂場所，包括茶餐廳在內的所有飲食場所以及KTV、麻雀館、夜總會等，全都禁止吸菸。甚至連大一點的公園裡都要劃出一小塊地方，作為特定的吸菸區。按照文道兄的說法，今後他除了在家裡面，外出要吸菸只有站在街頭了。嚴格來說，街頭也只有有標示的特定地點才可以吸菸。）實際上，本人十多年前就因《亞洲週刊》所在的辦公樓裡不準再吸菸，經常到樓下銅鑼灣海邊“企街”粵語“閒逛”的意思）。後來因為每天要編寫的稿件實在太多，沒有時間下去三十多層過煙癮，居然只一兩個月就結束了逾二十年的“抽菸史”，從此不沾。

所以，如果有誰真的想要戒菸，香港也許是華人世界當中最理想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對香菸抽重稅，弄得煙價特別貴，一般要三十多元港幣一包，等於內地的兩三倍。早先不少人利用去深圳等地帶回免稅煙，後來當局把數量由原先的一條減少到三五包，而且還規定當天來回的不許帶。這也造成走私香菸的生意，但抓到查出畢竟要吃官司的。相比之下，香港人還是比較守規矩，像大樓的電梯裡面不準吸菸，“罰款五千”的警告就貼在你面前，就看不到有誰敢於違反，不像內地許多人（特別是地方上的官員和暴發戶）進了電梯照抽不誤。新的法律生效之後，難說處處都能嚴格實行，例如電影院的午夜場，只是知法犯法者隨時有可能被當局檢控，一般民眾都知道會付出怎樣的沉重代價。但在我看來，對吸菸者的最大壓力還是來自社會，而這種壓力正是內地所缺乏的。所謂社會壓力，就是吸菸者被多數人（包括自己最密切的家庭成員、親戚朋友、公司同事等）視為異類。梁文道兄一定深有其感，才會如此抱怨：一月一日開始，茶餐廳不準吸菸，那些人便要走到街外吸菸，路人自然對這些菸民投以一個好鄙視的眼神。菸民不準留在餐廳，公園不準吸菸，在街道抽菸則被人白眼，最後被迫去街角抽菸，如像道友吸毒。”新法施行，香港政府最擔心的是來自內地的遊客違章。目前的措施是透過中國國家旅遊局的官方網站釋出“提示”，介紹香港的新規定。但我保證不會有多少人注意。旅行社的導遊應該會特別提醒內地遊客，如果犯法出事大家都麻煩，問題在於越來越多的“自由行”散客。也許用不了多少天，有幾個來自內地的“老煙槍”真的被抓、被罰錢，引起內地媒體的一陣“惡炒”，才有可能得到內地來客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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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終點走向歷史的開端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都代表著中國一整段歷史的結束。香港正是標明這段歷史起始和終結的記號。過了這一天，香港又站到了一個新起點上，中國也站到了新起點上。但未來的歷史軌跡會通向何方，今後的香港又會在這條軌跡上留下怎樣的記號？要回答這樣一個大問題，或許可從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鴉片戰爭歷史中找到啟示。謝晉趕在香港迴歸前推出耗資人民幣一億元的電影鉅製《鴉片戰爭》，就有著這樣的用意。“一個人只有真正站起來的時候，才能反思跪著的歷史。”謝晉的這句話沒有講明究竟應該怎樣來反思，但他用自己的影片做了回答。就和今天中國收回香港一樣，如果用電影來重現那一段歷史只是為了洗滌自己的陳恥舊辱，那隻表明這個民族仍沒有多大的長進。《鴉片戰爭》超出一般人預料之處，在於編導借用這一歷史事件，又是在這段歷史走向終結的時刻，引導國人去思考“封閉僵硬而又偏激自大的中華文明突然與來勢洶洶而又純然陌生的歐洲文明狹路相逢”，為什麼一定會產生悲劇性結局的原因。影片帶有強烈的批判性。謝晉借用劇中中國人的眼和口來揭示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同樣也借用英國人的眼和口來批判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一手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人義律既是嘲笑又是直言：“要是你們把餐桌上的天才用一點到炮臺上去，今天就輪到我們求和了。”如今英國人可以算是求和了，但中國人是否徹底擺脫了“封閉僵硬而自傲自大”的可悲狀態呢？林則徐銷煙，英國人開來了堅船利炮；林則徐主戰，英國人把艦隊開到天津大沽，直逼京師。林則徐的主張沒有錯，但他救不了大清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