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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到我身上，可能過去有80％到90％是相信現實主義這套認識和解釋國際關係的理論；現在，現實主義的這套理論的對我的影響就大大地減少了，恐怕只有50％了。現實主義的有些方面我還是接受，我還是用它來在觀察、理解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但是，多邊主義、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國際規則、社會文化這些在我的身上會有越來越多的體現。儘管現實主義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更多指導我的思想認識的還是自由制度主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義出現的時候，我是不感興趣的。我只對其中的幾個理論比較認同，比如“相互依賴”，因為我看到世界各國之間更加相互依賴的現實。但是，對於依靠國際制度、國際規則來調節國際關係的說法我不相信。當時看到的那個時代和世界，主要還是受美國、蘇聯、中國等大國力量的影響。

其實，真正接受新制度主義是最近這十年，我看到國際制度（包括國際貿易組織）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和約束力。

理論上有偏好，制度上的東西也有偏好，特別是最近五六年來。對世界瞭解越多，我越覺得現在的世界是這些制度、規則的東西大行其道。我在講課寫書中曾說，如果還要有什麼國際體系，那就是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體系，不是兩極、單極，也不是多極，而是國際制度成為國際體系。我認為制度將會大行其道。制度是廣泛的，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法、國際規則、國際觀念。我認為伊拉克戰爭證明了這一點，那就是違反國際制度，得不到國際制度的認可，即使有實力也是孤立的，會遭到多數國家反對的。我認為國際制度、多邊合作、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潮流、未來。

此外，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對我近幾年的學習和思考也有比較大的影響。我比較贊同溫特的建構主義，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問題，他提出我們要對長期的理所當然的一些結論重新反思。“存在決定意識”？溫特提出的根本問題就是來挑戰這個觀點的。人是可以創造世界的，而不僅僅是被動地進行反應。他的觀點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構的。比如，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這個問題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人們建構的結果，這一點我是贊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關係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後才有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但是，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是人建構的，不是人客觀上就存在的。它順應了以人為本的潮流，它是關於人、強調人的，它使國家人格化。過去講國家非人格化，好像國家是客觀存在的，這是戰略的目標、內容。我認為應該有這樣的變化，就是更多地關注到個人。現在的安全理論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包括髮展理論。建構主義裡面充滿了哲學，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認為我理解他的東西非常容易，因為我這幾年在政治哲學上的涉獵比較多，特別來到清華後，涉及政治哲學、文化的東西增多了。我重讀了《論語》、《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國》、《君主論》，《社會契約論》、《政府論》、《聯邦黨人文集》，等等。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7）

以前泛泛地學過，不深，說實話也沒太懂。現在，人的閱歷、經歷多了一點，讀這些東西也容易懂。年輕時這些東西不容易懂，因為這些東西要結合對生活、對世界的經驗閱歷。我相信楊振寧那句話“一切科學到最後都是哲學”。國際關係也是如此，確實最後是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我在《國際關係基本理論》一書的前言中給國際關係下的定義是：國際關係是關於國際行為主體相互關係及世界發展變化的一門學科。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強調後者，我認為國際關係主要不是研究國家之間相互關係，而是研究世界發展的變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國際體系，研究世界戰爭和平問題，遠遠超越了國家之間關係的範疇，它是在探討世界發展變化的規律、方向。這是個世界觀問題。所以，我把國際關係理解為如何看世界。國際關係是一種哲學。認識世界的問題，基本上只有兩個學科在做研究，一個是哲學本身，一個是國際關係。

人到一定程度會變化，因為世界在變化，國家在變化。很多中國的學者有這樣的轉變。我的這個轉變與中國的轉變有關，任何人的成長都離不開自己的國家。中國過去不承認，也不介入這套國際體制，我們作為中國人也不會接受；中國這十年來開始逐漸地參與、融入國際體系，我作為中國的學者、中國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國內政策問題上也是如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