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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加劇的問題進行了頗有說服力的闡述，我只補充一點，即隨著社會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以及越來越傾向於精英主義，智商、精力、健康、社交能力、性格、雄心、外表吸引力、天資和運氣造成的人與人之間潛在的不平等會導致收入不均加劇，這種不均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旨在減小收入不均的公共政策，比如不斷上漲的個人所得稅和中產階層的補貼，有可能減少社會總財富的量，因此除非收入不均加劇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否則就不應該實施這些政策。

真的是這樣嗎？我認為這取決於平均收入（也就是取決於社會總財富），取決於（各階層的）收入水平是否在提高，還取決於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特定製度。一個社會的平均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引起嫉妒或者社會動盪。原因在於，考慮到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富人由於擁有極高的收入，於是他們對貧困的瞭解也不會太深刻。並且如果他們的收入在增加，他們更可能滿足於現在的收入比過去高，而不會因別人收入增加得更多而不高興。在我2001年出版的《法學理論的前沿》的第三章中，我列舉了一些經驗性證據，證明了政治穩定和平均收入的增長有正相關關係。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五章　求職、工作與薪酬（3）

發達國家確實出現了越來越重的稅負和收入均等化政策，而在貧窮的國家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貧窮的國家缺乏管理複雜政策的行政機構，再有就是這些國家擁有完善的、公平的社會準則。研究發現“邪惡的嫉妒”在農業社會非常普遍，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鄰居有一個比你好的倉庫，你就會想要把他的倉庫燒掉，而不是儘自己的努力修建　一個同樣好的倉庫。相比之下，“善意的嫉妒”被認為是一種競爭，能夠促進經濟發展。

就不合理的社會收入分配方式而言，如果該社會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只佔很小比例，而貧困的底層佔很大比例的話，即便該社會的平均收入很高，而且工資還在不斷上漲，這個社會還是很可能動盪不安的。因為大多數人不富裕，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所佔的比例很小，幾乎沒有人會支援這一收入分配方式。

美國人的平均收入很高，大多數人的收入都在增長——雖然增長得比極富裕的人慢——大多數人是中層階層或者富裕階層。因此，收入不均加劇沒有產生明顯的社會動盪，也沒有多少人反對繁重的稅收政策，這就不足為奇了。並且，當把非貨幣性收入考慮在內的話，收入不均就會比收入統計資料所表明的程度要輕一些。在一個民主的、權力至上的社會，比如美國，所有的公民都擁有一攬子平等的政治權利（選舉權、宗教自由權、拒絕不合法搜查和沒收的權利，等等），這些是一種所得；還有同等的政治義務，這是一種付出。富人和普通人、窮人一樣，犯了罪都要坐牢，在最近被曝光的公司醜聞中，富人受到的懲罰通常會更重。

再者，收入統計資料沒有體現產品和服務質量的長期最佳化，因此也就沒有體現消費者在購買時獲得的好處。只需要想想汽車、醫療保健和電子產品質量的大大提高，就明白了。美國的收入增長速度不及通貨膨脹率的上漲速度，但美國人卻比過去生活得更好了。他們知道這一點，這也是他們沒有要求對收入進行重新分配的原因之一。

美國有一個文化特點可以減少社會動盪，那就是美國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沒有貴族化傳統，否則遇到美國這種嚴重的收入不均狀況會導致社會動盪。在美國，不存在富人和非富人的品位、口音和出生背景差異。富人可以購買更多更好的商品，但是他們沒有表現出“高人一等”的姿態，也沒有認為自己是高尚的、有教養的人而蔑視普通人。富裕階層的人打高爾夫球，中產階層的人也打。中產階層的人喜歡運動，富裕階層的人也是。

最後，美國收入不均加劇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移民越來越多，因為移民（不管是合法移民還是非法移民）的工資要比美國公民的工資少。但是移民不會把自己拿來跟富有的美國公民比較，而是與他們在原來的國家可能掙到的更低的工資相比。很多美國公民對貧窮的移民懷有敵意，而移民不會嫉妒富有的美國公民。

收入不均的這種“問題”不應該與貧困問題相混淆。我已經解釋過，至少在今天的美國，收入不均問題是一個偽命題。貧困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因為貧困意味著缺乏足夠的資源使人們過上像樣的生活。把貧困問題與收入不均聯絡起來，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因為一個社會可能不存在貧困，但是富人與收入最低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卻非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