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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備。鄧小平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對這位身經百戰的政治家來說，馬島之戰根本就算不上戰爭，大英帝國在馬島的勝利不能證明任何東西。他要面對的不是與英國人的軍事較量，而是政治較量。這場被譽為是“鐵娘子”與“鋼漢子”的談判往往被看做是主權意志的較量，但在我看來，這更多是政治智慧的較量，是話語主導權的較量。

面對複雜而嚴峻的形勢，能夠對整體態勢做出理性判斷和審慎把握無疑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然而，如何能在這複雜形勢中把握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話語，從而把握話語的主導權，把政治實力建立在正義或正當性之上，對政治家而言無疑是最高的境界。政治的基礎無疑是實力或者綜合國力，且軍事實力是決定性的手段。但政治之所以成為一種文明的行動，而非野蠻的暴力，就在於這種實力通常要以話語上的正當性表現出來，由於這種正當性或正義原則對野蠻的軍事力量起到了相當大的遏制作用，這種話語力量也就被當前的學者們熱炒為所謂的“軟實力”。因此，在政治較量中，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贏得了主動，誰掌握了對問題性質的定義權，也就掌握了話語的主動權。鄧小平在中英談判中表現出的強勢不僅是政治意志，而且是他透過對談判性質的定義，掌握著整個談判過程的話語主導權。

當撒切爾夫人經過對香港形勢的理性評估，放棄了政治牌而打出經濟牌時，已經用功利主義的利益計算取代了政治的正義原則。他們預期中國經濟發展對香港這隻“下金蛋的雞”的依賴，至少會讓中國在香港的治權上有所讓步。確實，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對於內地的經濟建設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而鄧小平也常常被人們看做是實用主義者。這其實是對鄧小平的巨大誤解，更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將政治建立在正義基礎上，因此對政治正當性的理論闡述和不斷建立被看做是黨的生命所在。曾經參與中蘇論戰的鄧小平深知政治原則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政治正當性的源泉。市場和計劃作為手段，可以採用實用主義的立場，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鄧小平來說，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在香港問題上，主權歸屬就是不可以用經濟繁榮來交易的政治原則。因此，面對撒切爾夫人的香港經濟繁榮論，鄧小平從政治的角度重新定義香港問題。他在談話的一開始就明確指出：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裡主要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二○○四年，1頁）

首先是主權，其次是治權，最後是過渡。這是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完整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展示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它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重新定義了撒切爾夫人提出的香港繁榮問題。在他看來，香港問題的實質不是繁榮問題，而是主權歸屬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明確香港的主權是誰的，然後，這個主權者才有資格考慮如何維護香港繁榮。換句話說，在鄧小平的理論框架中，撒切爾夫人提出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說香港主權屬於中國，香港繁榮問題屬於中國政府要考慮的，與英國人毫無關係，英國人應當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過渡的問題，這才是中英談判的實質。

正是從主權問題入手，中國政府就掌握了整個談判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因為它直接回應撒切爾夫人假定的三個條約有效論。新中國成立後曾明確宣佈三個不平等條約無效，並重申對香港、澳門擁有主權。一九七二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正式宣告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當年聯合國大會將香港和澳門從“非殖民地化”的“殖民地地區名單”中刪除。這意味著香港的前途不可能獨立，而只能迴歸中國。

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主權話語無疑為談判爭取了政治主動權。當年，在中央內部討論香港問題時，不少經濟官員顧慮香港繁榮問題而對是否按期收回香港舉棋不定，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在發言中慷慨陳詞，主張不按期收回香港就等於是李鴻章政府。這種主張獲得了鄧小平的首肯。〖墨齋小說：。。〗

在與撒切爾夫人的談判中，他直接提到這個問題，顯示中國收回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