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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帶著對“政變”亂世的深深失望，帶著看不到女兒的深深失望，他的生命終結於“*”。

1969年1月23日晨，父親去世了。那天，河南省政協“鬥批改領導小組”開出介紹信，到鄭州花園路照相館放大了一張我父親的照片。父親去世，軍宣隊也不放我，我始終沒能去見父親。又是女兒喬喬替我去了鄭州，代我參加了1月26日在鄭州的火葬場裡開的小小的追悼會。《河南日報》登了“任芝銘先生病故”的訊息。那是春節之前，臘月寒冬。他的女兒們，沒有一個能去送他。

紅衛兵走後，老人問：“是不是政變了？”（2）

抗戰時候，我的生母去世時，我們姐妹就都不在家。那年我在家跟母親分手時，雖然沒有想到會就此永別，但總覺得，這烽火遍地之時，不同於以往的寒假暑假，說回就回來，說走又走了。那時抗戰已全面爆發，母親也要為國出力，捐了些戒指、耳環支援抗戰，還在家裡請了很多婦女，給前線士兵做棉鞋棉襪子和耳暖子。母親隨父親走過一些地方，多受父親和二姐影響，因此不是一個視野狹窄的家庭婦女。自從我二姐夫孫炳文被害之後，她就恨蔣介石。她把二姐的幾個兒子撫養起來。孫泱、孫濟世、孫名世的生活和讀書，主要都是她出錢供給的。而且，她想讓我也走二姐那條路。母親痢疾十幾年了，父親出門總帶回各種各樣的藥，但總無效。這時，她的身體已經非常不好，姐姐們又都不在。看著她瘦弱的樣子，我放心不下。但她說：“你這麼大的女孩子，在家待著也就沒出息了，別光惦記娘，出門去吧。”

回想起來，最後那次，母親可能已經預感到，那一別，就是永別了。她拉著我的手說：“六妮兒，現在你出門，是去抗日，是為國。兵荒馬亂的，孃的身體又不好，不知道咱娘倆以後還能不能見面。”她拿出個翡翠戒指，說：“娘這兒有個戒指，跟娘多年了。娘把它給你，留個紀念。”我心裡難過，說：“娘，我不戴那個。我會回來的。”母親說：“戴不戴的，留在身邊。哪天你想娘了，就拿出來看看。”我鼻子一酸，一下子撲到母親懷裡，哭起來：“娘！我不去了！我永遠和娘在一起！”母親輕輕拍著我說：“這孩子，又說傻話了。人家劇團還等著你呢。你去演劇，是抗日呀，哪能說不去就不去？將來，你能跟你二姐到一起去，娘就放心了。要是哪天你和姐姐不在一起了，你一定要自己照護好自己。”就這樣，我收起了戒指，帶上父親給我的《關帝詩竹》拓片和線裝《唐詩三百首》，還有我喜歡的《拜耳鋼琴曲》，離開了家。

沒想到，幾個月以後，母親就去世了。我們姐妹沒有一個在她身邊，只有父親守護著她。父親後來告訴我，母親最放心不下我，臨終前她叮囑父親，叫他一定讓我和二姐走同一條路。父親送我去延安，也是在了結母親的心願啊。就這樣，我隨著父親遠上陝北，永遠地離開了母親。

三十年後，父親去世時，我們姐妹還是沒有一個在身邊。早在“*”前好幾年，我和大姐、三姐就相約已定，1969年，我們三姐妹和孩子們，還有二姐的孩子們，所有家人一起去鄭州，為父親做一個隆重的百歲大壽。沒想到，“*”亂世，壽禮成了葬禮。

我只能見到父親的骨灰。半年後，下鄉麥收結束了，軍宣隊才批准我去鄭州。我的繼母朱氏嬸到火車站接我，見面就抱著我哭起來。那時，朱氏嬸已經被趕出了父親原來的房子，住進一間很小的平房。她告訴我：“你爹一死，他們就不讓我住大房子了。”小平房裡只擠著一床、一櫃、一桌、一凳，桌上放著我父親的骨灰盒，日夜放在那兒。她每天擦。我勸她把骨灰送到陵園去，她哭了，說：“你不知道，她六姐，你爹在這兒跟我做伴兒，陪著我。他要是走了，誰跟我做伴兒呀？”我的眼淚嘩地就流了下來。回北京後我跟三姐說起，三姐也落淚不止。後來，朱氏嬸還是聽了我們的意見，跟省裡說了，把父親的骨灰送進了烈士陵園第一室。當時省裡還在烈士陵園舉行了一個骨灰安放儀式，很鄭重。

繼母朱氏一直對父親很好，對我們姐妹也很好。我出國工作時，她想讓我把孩子送到鄭州，她代為照管。以前父親來北京開會時，帶著她在新僑飯店、民族飯店、前門飯店都住過。公社化後，糧食緊張，她在飯店吃飯時，就悄悄把桌上剩下的饅頭攢起來。她陪父親來家裡看我時，就給我帶來包饅頭。那年頭，我真想饅頭。看見饅頭，高興極了。朱氏嬸沒有自己的孩子。我父親去世後，她非常孤獨，懷念我父親，經常哭泣，哭得眼睛快瞎了。1970年，我接她到北京，住在我家，服侍她到同仁醫院、友誼